在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更多的会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
　　
　　1988年，陕西作家贾平凹以一部《浮躁》荣获美国飞马文学奖。 “浮躁”两个字，几乎代表了中国1980年代末的国民心态。
　　
　　在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更多的会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
　　
　　1988年，由于货币的超量发行，引发了物价的猛烈上涨。同年5月政府宣布物价补贴由暗补转为明补，6月份政府一再表示要下决心克服价格改革的障碍，7月份政府尝试着开放了名牌烟酒的价格。这一系列措施加剧了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预期，引发了1988年8月中旬的抢购风潮和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1988年第四季度末的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上涨20.3%，8月份银行存款减少了26亿元，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5%。为了整顿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其措施之严厉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尽管宏观经济再趋紧绷，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但是，改革开放10年，更多中国人得到的是这个重新勃发的国家带给他们的收获和变化。
　　
　　“文化热”
　　
　　1988年5月25日下午，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作家路遥用热水敷开痉挛的手，写完了《平凡的世界》最后一页，把那支用了几年的圆珠笔扔出窗外，如释重负。
　　
　　《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稿，历时6年。待《平凡的世界》完稿，这位40岁不到，原本铁塔般壮实的汉子，两鬓已新添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看上去全然像一个老人。
　　
　　在1988年的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路遥说：“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创办“博客中国”而被称为“中国博客之父”的方兴东1988年正就读于西安交大。在前一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平凡的世界》深深震动，只填报了西安交通大学一个志愿。方兴东说：“因为读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一个浙江年轻人来到了西安。”
　　
　　1992年，路遥去世。方兴东回忆说，对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文学青年来说，西安这座城市最美丽的一个篇章就这样结束了。
　　
　　1988年，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晚上一起喝酒。朋友问陈忠实：“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陈忠实当时喝了酒，性情有点控制不住，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
　　
　　1988年，陈忠实开始动笔写作《白鹿原》。在西安东郊西蒋村的老屋，靠着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一写就是4年。
　　
　　当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们埋头创作的时候，“第三代”的诗人们正在全国到处游窜，要“把玉米一直种到大海边”去；1988年夏天，纪录片《河殇》的热播使得“文化热”成为全民话题。“文化”取代“科学”变成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新时髦，几乎任何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论著都染有“文化”的色彩。
　　
　　今天，许多人都在重新回望那不久前离开的八十年代的文化时光。一个精神的地位被放得很高的时代确实让人怀念，同样，对它过于美化也会造成相应的负面效果。记忆，在很多时候自觉不自觉会被人为美化——这种幻觉也蕴含着眼光过于平面的危险。
　　
　　“西出阳关”
　　
　　1988年,西安和平电影院门口一个简陋的牌子上写着“中国首部少儿不宜电影《寡妇村》”,观众蜂拥而入。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同年，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由于少平在黄山现代艺术研讨会上展示。
　　
　　伴随“文化热”，各种前卫、先锋的艺术形式以爆发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尽管这些硬邦邦的艺术形式粗糙、野蛮，但却符合了从压抑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的需求。
　　
　　于是，1988年和那个年代给人的感觉一样——青春、激动、混乱。比如从西安走出去的许巍们，那时候正在青春期。
　　
　　1988年，20岁的西安音乐人张楚写下了《将将将》和《西出阳关》等，并以《将将将》的名字出版，可这张没有背景的专辑在当时只卖掉了几百盘。1994年，张楚在香港红墈体育馆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一举成名，改头换面后上市的《将将将》以20万的销量成为摇滚史上的经典之作。
　　
　　1988年，许巍还在陕西军区当文艺兵。在部队，他苦练吉它技艺，每天练琴时间长达8－10小时，曾因练琴太过忘我而违纪受处。1988年，许巍接触到了摇滚乐，受到巨大的冲击，从此便立志做音乐人。
　　
　　在两度报考大学之后，郑钧终于在1987年从西安考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就读于工业外贸专业。1988年，这个大二的学生在校园内组织了一支名叫“火药”的乐队。
　　
　　1988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张艺谋大获全胜，他导演的影片《红高粱》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宁静的丰收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下放外资企业审批权。当年，陕西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渭南经济开发区建立。
　　
　　在西安的外资企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强生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比利时人戴麟时任杨森总经理。
　　
　　当时，杨森的基建工程工期是两年半，时间十分紧迫。但就在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现场的民工突然一下子全都撤回去收麦子了。现任欧洲汽车工业协会驻北京首席代表的戴麟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
　　
　　1988年是陕西省批准外商投资宾馆业相对集中的一年，也是外商大规模投资的第一个高潮年，在当年批准的50多个宾馆项目中，平均投资规模近1700万美元。
　　
　　外资进来的同时，西安本土的实干家们在1988年也感受到了机遇和时机的紧迫。
　　
　　1988年，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旅游文化尚处于原始阶段。作为世界公认的文物旅游重镇，陕西成为各国元首和全球旅游观光者竟相向往的圣地。但是，与这一历史地位和资源内涵极不相称的是，陕西的全球游客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夜生活几乎为零，文化传统项目稀缺，游客逗留时间短暂，而且旅游收入大大滞后。
　　
　　现任陕旅集团总经理的张小可在那一年大胆地提出了在餐饮中引进唐代宫廷乐舞，让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的夜生活项目——唐乐宫。
　　
　　1988年，一部名为《仿唐乐舞》的舞台剧在陕西面世，这也是中国艺术家挖掘历史题材乐舞的开山之作。“就像一股旋风，仿唐乐舞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看了兵马俑再看唐乐舞，这趟陕西之行才算完整。”
　　
　　短短几年之后，与唐乐宫一路之隔、占地20亩、资产3亿元、拥有500多间客房的四星级酒店——西安宾馆全年收入只有不足2800万元，而基本投资只有区区2000万元的唐乐宫年接待游客量却高达20万人之众，年收入更是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之巨。开创了中国酒店收入之最。
　　
　　1988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北角一带的纺织城，是西北地区的轻纺基地，被誉为“西安市的小香港、粉黛城”。“东有纺织城，西有电工城”的字样也出现在西安地图册的简介页面上。
　　
　　陕西省的纺织工业在1988年时，其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4.5％，是全省第一大行业和第一利税大户、创汇大户。
　　
　　这一年，首批汉斯啤酒生产下线；冰峰汽水当年获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银奖”。
　　
　　1988年，陕西省全省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175.05亿元，而西安市2006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则达到了4066.16亿元。
　　
　　■年度关键词
　　
　　《红高粱》
　　
　　这部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苏。张艺谋和他所属的第5代导演日渐活跃。
　　
　　《囚歌》
　　
　　音像公司借一个被判刑的电影演员出狱之际，推出以劳改犯自述为主题的《囚歌》，歌坛炒作达到新高度。
　　
　　那英
　　
　　以一曲西北风《山沟沟》成名。早年，她多模仿苏芮，《山不转水转》使她名动神州，奠定了她内地歌坛“大姐”地位。此后10年里，那英垄断了国内所有最佳/最受欢迎女歌手奖项。
　　
　　世界新闻摄影图片展
　　
　　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人潮汹涌，挤垮展板。
　　
　　宝洁
　　
　　宝洁带着飘柔、舒肤佳等产品来了，它掀起了到外资公司工作的欲望。
　　
　　脑体倒挂
　　
　　摆个摊就成“万元户”，而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

　　作者：师永涛 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