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分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等等内容，是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重中之重。其中，最最根本的问题、最最要害的问题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目前格局下，缩小收入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缩小收入差距无非是两种办法：第一，调低，第二，削高。可是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

　　我们先说调低。首先就要界定什么才是“低”？比如工资收入，官员要和垄断国企的高管相比，认为官员的收入太低。（有某省国资委党委书记说：同是厅级干部，在企业当高管到退休时可拿1000万元的收入，而在政府部门干，退休时只拿得到100万元。）可是主要从事电器推销、商场促销的“蚁族”们看来，官员们的收入已经非常高了，真正的低收入群体属于“蚁族”。再比如养老金，企退职工觉得自己的养老金太低了，只相当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三分之一，可是人保部的官员说，农民没有养老金，即使有，也只有55元，农民才是养老领域里收入最低的人。如此等等，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诉求。何者为低，何者为高，难以界定，因此“调低”的目标就不好确定。

　　再说削高。中国的事，从低到高人人都高兴，由高到低，等于是挖人家的祖坟，不找你拼命才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的分配不公有两种表现：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平均收入比其他行业高得太离谱了；而这些行业的高管们的收入又远远超过普通员工，高管们的收入接近于“天价”。可是能不能“削高”呢？恐怕不能。高管们的高收入，连国资委都不敢轻意去碰的。国资委李融融曾有个讲话，说央企创造的利润非常巨大，所以央企高管们理应拿高薪，即使是这样，仍然觉得“亏待”了这些高管们。在这种氛围下被纵容而成的央企骄官悍将们，谁敢去“削”他们的高？至于金融，电力，电信行业的普通员工，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削”的，但是，你“削”他们的收入，他们就给百姓的服务缩水，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普通百姓。所以削高也难。

　　本文提一个方案：在科学界定“标准收入”的前提下，只调低不削高。简述如下。首先确定“收入”的概念，对在岗的人来说，工资和奖金就是收入；对退休的人来说，养老金就是唯一的收入。所以，我们先来给工资和养老金分别定一个“标准收入”。按照科学的统计方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参考物价水平，以保证“有尊严的生活”为前提，我们假定“标准工资”是4000元，“标准养老金”也是4000元。（注：这只是假定，实际的确定过程要复杂得多，也应该慎重得多，最好，要由人大常委会批准。而且，各省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也应该有些差别才对。为行文方便，以下就以4000元为标准了。）

　　然后我们首先“调低”。也就是说，凡工资不足4000元的，凡养老金不足4000元的，加大调低力度。与“标准收入”差距越大的，调低的力度就应该越大。比如说：农民的养老金在试点阶段是每月55元，调整时就不能以10％这种小脚女人的速度干了，而是按100％、200％、300％的比率调才行。否则，让农民朋友等到猴年马月去？再比如说，企退职工养老金约为1000多元，与4000元相差也很大，就应该突破10％的框框，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以30％、50％、70％的速度为宜。直到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和养老金都达到4000元，这个阶段方告一段落。那时候，公平和正义的阳光就照亮所有公民了。

　　在调低过程中，我们坚决不“削高”。比如任志强的工资奖金照拿，***的工资奖金照拿，一分钱也不减少。再比如厅局级及以上退休官员，每月6000元、8000元退休金照拿，一分钱也不减少。给他们吃个定心汤元，让他们不要反对这项改革措施，以尽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凡是工资超过4000元的在岗人员，在调低阶段不得增加工资和奖金。（这一项不搞一刀切，有些贡献特别大的人员，工资奖金可以突破4000元的限制，但要客以重税，主要是对单位征税，而不是对个人征税。）另外，凡是退休金（养老金）超过4000元的，在调低阶段，也不得增加退休金和养老金。还有，在调低阶段进入退休范围的人，退休金和养老金不得超过4000元。

　　当调低阶段胜利完成以后，“标准工资”和“标准养老金”就完成历史任务了。就可以“放开”了。所以，“调低”搞得越快，调低阶段就越短，对高收入群体的限制时间就越短。那么，“调低”阶段预计多长时间呢？温总理说，实现现代化至少要一百年。但缩小收入差距不能让中国百姓等这么久，我的意见，以温总理任期内的3年时间就足够了。前两年先达到全民工资奖金不少于3000元的水平，全民退休金养老金不低于3000元的水平，让百姓“基本有尊严”的活着。最后一年，彻底完成工资收入不低于4000元、养老金退休金不低于4000元的目标，以让百姓“更有尊严的生活”。

　　以上只是一个设想，一个建议，如果可行，不妨采纳，本人不收知识产权的转让费。只要全体同胞都能“有尊严的生活”，本人就非常高兴了，“因为我们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