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交易在中国落地生根，风声水起。

　　美国国际集团（AIG）近日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新疆和四川的农村。这虽然不是第一起碳排放交易，但从美国两家环保NGO、美环保协会和生态发展基金以及四川、新疆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悉数到场的来看，无疑具有昭示意义。笔者以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当立意高远，以指标换取节能和新能源高新技术。

　　温室效应天气变暖，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早已成为国际共识。2006年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平均气温上升3至4摄氏度，可导致全球2亿人口，因为海平面上升、水灾或旱灾而失去家园。联手拯救地球，努力减少排放，也就成了全球成员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1997年接受签署现已获169个国家认可的《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上限，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必须比1990年的水平低5.2%作出规定，同时允许其成员国当不能按期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从拥有超额配额(或排放许可证)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以完成减排目标。

　　当下全球碳排放交易大约有600亿美元左右市场规模，中国占其约1／4份额，因此中国成为最大的卖方市场以及欧美公司青睐的对象。虽然把废气排放当作商品进行交易，曾被人批评为可能导致道德问题。但从地球村的公共利益考量，这种交易亦是“两害相衡取其轻”，是遏制全球性天气污染的一种更趋理性的抉择。只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趋利避害，更多的发展自己，必须作一些立意高远，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方略。

　　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通过碳价格控制，在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国际上的价格大约10欧元（约15.90美元）每吨。按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交易估算，400万美元买62万吨的碳排放指标，每吨约合6．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甚至与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不得低于9.5美元/吨的相关规定，也有不小的差距。当然，我们的政府与企业需要寻求眼光高远的碳交易模式，建设公开的平台，参与碳交易规则的制定，成为游戏的主角，以提高价格。另一方面，我国更当着眼于从CDM机制中获取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要让农民知道，除了农产品，还可以卖炭排放指标。”新疆环保局副局长叶民如是说。我则以为，更重要是让农民懂得，通过使用沼气减少氮肥和机械的使用发展自已，比只顾及眼前的利益更有价值和意义。

　　CDM的宗旨之一就是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强调所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要带来技术转让和推广应用。事实上，以CDM项目来换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最有利，也是我国政府所孜孜以求的。以风电为例，中国最大只能生产1.5兆瓦的风机，更大功率的只能从德国、荷兰等少数国家进口。这既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如不少企业认识模糊，甚至不乐于使用回本周期更长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技术保护和封闭也制约了中国以碳指标换技术。我们既要走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心理误区，又要通过政府高层推进国家之间的互动，借助国际条约和国际机构的力量，促进发达国家节能环排高新技术的对外开放。

　　去年3月，在德国召开的“G8+5”环境部长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强调，《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规则规定了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在实际运作中很不尽如人意，应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并“建议发达国家从官方发展援助中拿出部分资金，集中用来购买一些可有效减排温室气体的实用技术，无偿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当然，要通过碳交易赢得技术，甚至要打破国际间的技术封锁，关键仍在于我们自己的不懈努力，要“自己救自己”。

　　来源： 证券时报    作者：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