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瑞勇近日的合影
孙瑞勇是我的同事，当了十几年的团委书记之后调到学生处当处长，后来又去了北京，在轻工联合会搞职业培训。他是我们单位有名的才子，能说会唱，联欢晚会上一曲《长江之歌》将上千名师生震得热血沸腾。他人很聪明，眼睛都会说话，他的脑袋瓜简直就像一个魔盒，里边装着永远也冒不完的点子。当团委书记那阵子，他将团委的各项工作纳入了跨世纪人才培养系列，从空间序列和时间序列上构造了富有特色的工作框架。在实施跨世纪人才工程中，于全国率先建立了以科技文化服务、宣传我院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模式；建立和完善了评优机制，充分发挥了团校作用。他抓典型、搞竞赛、办展览，什么“人才模拟市场”、“精英杯基础课学习竞赛”、“文明示范岗”，一些与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有关的活动，简直是数不胜数。那时，我总开玩笑说，“团的活动都被孙瑞勇搞绝了”。我很庆幸，能够和孙瑞勇这么一个处事稳重又富有才气的年轻人在一起共事。但是，真正使我折服，使我落泪，使我为他祈福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的才华与能力，更沁入我心扉的是他“施惠于天下人”的高尚情操。
和孙瑞勇的私交，可以追溯到1991年。一天，孙瑞勇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他太累了，想在我这里坐坐。自84年调到轻院以来，我常常写些随感类的小诗，知道孙瑞勇喜好文学，便不时地拿上一首新作求他指点。孙瑞勇从不客套，总是在认真看过之后提点修改意见，赶上他认为不错的句子，便喜形于色，大加赞赏。不觉中，孙瑞勇成了我诗歌创作的第一读者。他在工作之余，也喜欢到我这里坐坐，山南海北地侃上一阵子，彼此都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放松。那段时间，我刚刚从承德开完颁奖大会回来，认识军人兄弟那文凯的喜悦还正膨胀着我的头脑，巴不得想找个人说说，让人家来分享我的快乐。于是，我立即请他坐下，也不管人家忙不忙，有没有时间把我的故事听完，便如决堤的洪水，将在承德5天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儿抖搂出来，尤其是与那文凯认识的经过，更是说的绘声绘色。我的学生曾经评价过我，说我讲话的时候很有魅力，也许正是这种魅力，感染了这个南开大学思想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孙瑞勇当时瞪着眼睛瞅着我，足足听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故事讲完了，我感到很疲劳，拿起茶缸一口口地喝水。孙瑞勇是个很有内涵，语言很严谨的年轻人，他当时并没有对我的故事进行点评，而是忽闪着大眼睛，慢慢地吐出一句话：“过去的谈话，都是我说给别人听，我从来没有用这么长的时间听别人讲话。”听他的语气，看他的眼神儿，我分明感到他被感动了。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与他的距离拉进了，脱口冒出了一句话：“如果我爱人犯病需要人手，你能不能陪我一天。”孙瑞勇不假思索的马上回答说：“别说一天，就是一星期也没关系。”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真诚和坦率，又使我拥有了一个像那文凯一样的好兄弟。
从那以后，我不幸的阅历中，又增加了几分抚平创伤的温情。忘了那是哪一年了，也记不得那是我爱人第几次犯病，只记得我爱人住院急需2000元押金，我急得团团转，因为弄不到钱，恐惧、焦虑、无奈，种种人生最不堪忍受的折磨正在又一次威胁着我的生活。孙瑞勇知道了我丈夫犯病的消息，也知道了我需要用钱。那天他从我的办公室走后，一会儿的功夫，便送来了2000元钱。我问，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他说，这是我准备买房用的，你先拿去应急。就这样，孙瑞勇在我为难的时候为我救了急。后来，我在校园里碰上他，除了感谢之外，再三表示一定尽快筹措资金，还给他这笔钱，决不能耽误他买房。每逢我提起还钱一事，孙瑞勇总是连声说“不急，不急，要紧的是给李大哥看病”。后来，每逢遇着，我抢着和他说话，他干脆主动开玩笑说：“我可没找你要账啊。”
孙瑞勇喜欢看我的诗，也喜欢和我谈诗。他说我的诗具有一种昂扬、向上的青春活力，很适合当代大学生阅读。因为当时我的《太阳树》还没有出版，孙瑞勇萌发了为我组织专题诗歌朗诵会的想法。当他向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我激动不已，立即着手准备朗诵会所需的全部内容。为了让大学生深刻理解我的诗歌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和催人上进的生命意识，孙瑞勇挑灯伏案，一口气写下了语言凄美、催人泪下的串台词，又组织工艺系的学生设计制作了以“太阳树”为背景的幕布，还亲自挑选了具有表演艺术才能的大学生来进行朗诵表演。朗诵会搞的轰轰烈烈，不仅得到了与会天津市著名作家、诗人们的赞赏，而且，经校广播站的传播，在全校引起强烈的反响。从此，田放与“太阳树”，在校园里一时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就是《太阳树》的轰动效应，引动了我走上大学讲台，开始了我的《诗与人生》演讲生涯。
孙瑞勇有策划的才能，他组织策划的大型文艺晚会和学生各种大型活动，都具有上乘的水平，他在天津市高校的共青团系统德高望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诗与人生》演讲过程中，因为与天津市各高校团口打交道，这一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记得，农学院、中医学院、师范大学的团委书记们，一提到孙瑞勇，他们就赞不绝口。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孙瑞勇竟然在幕后为我的演讲做了那么多的铺垫工作。不少学校的团委书记都说，几乎每次团市委开会，孙瑞勇都要向各校的书记们介绍我的身世和诗作，以求得他们的支持。难怪，我无论走到哪个学校，都会那么畅通无阻。可以说，我能够在天津市各高校演讲，孙瑞勇是我的开路先锋。但是，他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从来没有向我表白过一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不当着你的面表功，默默地为你付出，是他一贯的风格。
1991年底，我爱人第二次发病。我被病人缠住了，不能出门。无奈中，我写了张字条让女儿送到一位邻居家里，让他转送到孙瑞勇手中。字条的内容是让孙瑞勇给远在赤峰的那文凯打个电话，让那文凯速速来津。孙瑞勇接到字条后，立即和那文凯取得联系，并通知车库的师傅让我同在一个单位的女友到长途汽车站接站。这一切，我都蒙在鼓里，直到此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那位女友闲聊天的时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孙瑞勇帮我，到底是同情我的境遇，还是欣赏我的作品，我无从得知，因为我们从来不当面评价对方，我只知道孙瑞勇是个极富善心的年轻人，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几乎我爱人每次犯病，他都要带上学生到我家看望。让我更难以忘怀的是在我爱人病危抢救期间，他发动青年教工搞的那次募捐活动。那次，是我对丈夫最后一次的精心照料，也是我人生转折的一个起点。因为，深爱我的丈夫为了让我永远摆脱经济上的重压和精神上的折磨，毅然选择了彻底解脱的道路。当我发现并找人将他送往医院的时候，他已深度昏迷。记得那时，我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吓呆了，只知道央求医生采取一切措施救活他。可是，医药费很贵，一天就要一千多元，我没有存款，也不知如何才能支付这笔昂贵的费用。当时的我，只知道急的掉眼泪。孙瑞勇听到信儿，立即赶往医院，他安慰我说，田老师不要着急，我们所有的团干部都是你的坚强后盾。回到学校以后，孙瑞勇立即和有关领导商量，在青年教工中组织捐款活动，仅仅一天的时间，孙瑞勇就将三千元送往医院。虽然我爱人没有抢救过来，但是孙瑞勇和我校青年教工们的这份古道热肠，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记得，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我的同事们给了我最深切的关怀和鼓励。那天，就是孙瑞勇代表全体团干部送给了我一张明信片，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田大姐，你一定要顶住，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在看着你。虽然，事情已过去多少年了，每每想起，心头还是一阵阵发热，因为我真的感受到了人间最珍贵的亲情。
孙瑞勇的工作很忙，他很少有时间到同事家做客，但是我却例外，不管是学生聚会，还是家里做点新鲜的东西，只要我打声招呼，他总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记得，一次我家来了几个学生，想与他们崇拜的孙老师见面，我给他打了电话。孙瑞勇安排好工作到我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本想让他和学生们好好聊聊，没想到他胸痛得厉害，我只好找了点药给他服下。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心想，病了为什么不好好的歇几天，非要硬扛着上班？其实我也清楚，单位离不开他，发高烧输完液就跑去忙工作是常有的事。正因为孙瑞勇工作上是个拼命三郎，见面询问一下他的身体情况，成了我这个老大姐的口头禅。不过，孙瑞勇也有身体好的时候来我家。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做了好多的田螺，打电话让孙瑞勇来吃。小殷听说了，也要来，因为她也爱吃。我高兴得不得了，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夫妇的到来。一会儿的功夫，他们俩来了，还带了一瓶啤酒。看着他们两个津津有味的吃着我炒的酱田螺，我心里真是快活极了。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和孙瑞勇的友谊也日渐加深。我关心着孙瑞勇的工作，关心着他的家庭，也关心着他的健康情况。他的女儿晓晓的出生，给孙瑞勇夫妇带来了欢乐，也给我带来了一份惊喜。他让我为他的女儿写一首诗，我欣然答应了。诗的题目是《祝福》，副题是“为可爱的小珂珂降生而作”：一双柔软的手/把你领到这个人间/当你还不懂得爱的时候/灿烂的阳光就映红你的小脸/上帝呦/我仁慈的上帝/祈求你/让我的小珂珂一生平安∥。
我的身上也许有一种特异功能，我自己根本弄不明白，有时候夜里梦见谁了，白天一般来讲都会碰上。就拿孙瑞勇来说吧，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天，我梦见孙瑞勇了，好像我们是在一个铁铸的楼梯上交谈，当时我非常的激动，好像不知怎么来表达对他的感谢。梦醒之后，我心里似乎还不能平静，于是像往常一样到单位去上班。谁知，到单位之后怪事发生了，八点刚过，就听门外有人和孙瑞勇打招呼说：“你回来了！”紧接着是孙瑞勇回答：“我父亲病了，我回唐山刚回来！”那段时间，学校刚刚开学半个月，我也听说过孙瑞勇回唐山老家照顾病人去了。没有想到的是，我会在他返津后的第一天就梦见了他。我把孙瑞勇叫住，说了这件奇事，孙瑞勇很好奇，回家对小殷也说了，自然是也认为不可思议。
孙瑞勇在校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来往并不密切，因为我主要考虑到他工作太忙，不想给他添麻烦，有时候，我们见面连招呼都不打。对此，我们从没有正面谈过，只是有一次孙瑞勇和我开玩笑，我才深深感到，对于我这个傻乎乎的大姐，他这个小兄弟是很看重的。因为那段时间我和那文凯交往甚多，我的感情世界几乎都让那文凯占领了，几乎和朋友们交谈，总离不开想念凯弟之类的话题。说得多了，让孙瑞勇也有点羡慕了。有一次，我去市里办事，乘坐97路汽车，正好孙瑞勇也乘坐这辆车去塘沽小殷家。这是我与孙瑞勇认识以来第一次同坐一辆车。我很高兴，孙瑞勇也显得很兴奋。他说，田老师你对那文凯那么好我都羡慕了。我说，因为你和我是一个单位的，咱们经常见面，那文凯却远在赤峰，所以想他的时候就多一些。孙瑞勇说，那你就当作我这次出差永远也不回来了行吗？听他像小孩子一样冒出的这句傻话，我笑了，孙瑞勇随之也笑了，朗朗的笑声灌满了小小的车厢。
孙瑞勇调到学生处之后，我曾和他深谈过一次，主要是采访一下他在团委任职期间的工作，因为那时我正写一篇报告文学《共青团的脊梁》。孙瑞勇是个不爱张扬的人，优其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据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曾打算给他制作一个节目，被他谢绝了。接受我的采访，孙瑞勇说是为了让人们了解高校团口工作的艰难，让全社会来支持共青团的工作。他的话语里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田大姐，你为我们共青团立传，我代表天津市高校的团干部们感谢你！为了让《共青团的脊梁》早日与读者见面，孙瑞勇在忙完了单位工作之后，晚上来到我家侃侃而谈。那天，他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不久，全面反映我校共青团工作的报告文学《共青团的脊梁》在《天津轻院报》上发表了，全校免不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后来，听说孙瑞勇要去美国学习，我心里一阵阵发酸。想到好友赴美学习半年，既为他高兴，又为不能随时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而感到空落。再后来，他从美国回来后，由于工作需要调到北京轻工联合会，虽然他的家暂时没有搬到北京，但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只是在他回学校看望大家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上几句话，自然匆忙的不能详谈，就是我再次结婚这样的大事，我都是在电话里告诉他的，自然，他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免不了祝福一番。
孙瑞勇是我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朋友，他年龄小我十来岁，可思想却很成熟，既有政治工作者的政策水平，又有文艺工作者的浪漫与激情，是年轻人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与学校的一位领导同志谈起过他，那位领导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我真为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德艺双馨的兄弟感到骄傲。他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是不可能用一篇文章表达清楚的，可以说是孙老弟及我身边那么多真诚的朋友们伴我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是人间最难得的亲情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我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们，感谢一切曾经帮助过我的兄弟姐妹，感谢默默帮我于危难中的孙瑞勇。记得在我接触的学生中不只一个人说道：认识孙老师是此生的荣幸。那么我呢？能够和孙瑞勇共事十几年，能够和孙瑞勇做朋友，则更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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