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演讲生涯
刚建《夕阳痕》博客时，发了一篇学生求职的故事，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想到这么多年来我在天津大中专院校一路打拼，颇有感触。我要说的是，在当前竞争如林的改革大潮中，你要想站有一席立足之地，让社会承认你的价值，不能靠天，不能靠地，不能靠家长，要靠自己的拼杀和科学的处理问题能力。如果你能够把新形势下的人际关系运用得如鱼得水，做到炉火纯青，你就可以拿分了。做人是门学问，与人打交道更是一门学问。
1991年，我的《太阳树》诗歌朗诵会在校团委的一手策划下一炮打响！全校的学生很少不知道太阳树和我的名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以诗歌的语言走到学生中去演讲人生，帮助那些在迷茫与痛苦中挣扎的孩子们走出情感低谷，以积极健康的人生观步入社会。
最初的演讲，我是在我们学校自动化系，现在的电子科学与自动化学院开始的。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是余少亭。于老师为人谦和，虽然他还不知我讲的效果如何，学生是否能够接受，但是他深知我经历的坎坷，也理解我以为学生献爱心为精神支撑的心态，于是，他大胆地支持我在他们的系里做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全场轰动！学生们被我讲的人生故事和对生活总结的深刻哲理折服，一个具有慈爱之心、自强不息、乐观豁达的田放形象在大学生的心目中树立起来。
接着，我又在远离市区100里地的塘沽盐化系现在的盐业工程学院进行演讲，与第一次不同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化宫副馆长扈其震老师也一起陪同。结果和在自动化系一样，取得满意效果。
通过两次演讲的成功，我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原来大学生们是这么需要有着丰富阅历的长者给他们指点迷津。因为我当过工人，做过机关，接触过高校，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之惊心动魄的战胜生活磨难的故事一经用诗歌的语言讲出，那震撼人心的语言魅力就不言而喻了。我决定在全校推广的同时，打到天津市的大中专院校。于是，我开始翻开当时的电话簿，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联系。当时正值八九年动乱后的稳定时期，作为一个诗人，自己到各个学校联系作报告，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诗人是追求“自由化”的，有的学校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单位介绍信。当时我在单位虽然做过了几次报告，但是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并未认可，就是我所在部门的领导，也对我抱有成见，持否定态度。为了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我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先在各个院系小范围的讲，等领导确实看到效果了，自然就支持了。我始终没有泄气，一方面在校内铺开，一方面积极与各个学校联系。那时我们学校每个办公室都有电话簿，这个本子我几乎翻烂了，我想，你自己不去推销自己，谁会知道你？所以，每接通一个学校团委的电话，我都用最凝练的语言讲清我演讲的内容和目的，当时我都为我的口才叹服，有的仅在电话中沟通十分钟，对方就欣然答应邀请我作报告，有的直接就定时间派车接我。在深入高校的过程中，我们单位当时的团委书记暗地里帮了不少的忙，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每次到团市委开会，都积极地向各高校介绍我的情况，力求得到团委同行的支持。于是，我由开始自己联系，到后来有不少单位主动找我联系，技术师范学院、农学院、中医学院、财经学院、医学院、外语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天津大学、工业大学、城建学院，几乎我走遍了天津的各大学，很快在天津高教系统有了影响。中专学校也是如此。看到大学生们这么喜欢我的诗歌，我就带着自己的诗集当场签字售书，学生们争购我的诗集的场景，至今想来依然很感动。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争着让我签字，有时一下子就涌上来上百人，真的让我忙的焦头烂额，不得不叫组织者维持秩序。记得在商学院作报告时，一个男孩子在我签了字后，很真诚地对我说，“我可以叫你一声田妈妈吗”我虽然很感谢他对我的真情，但还是婉言谢绝了，因为当时我对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好，总和他们聊天，请他们吃饭，还给困难的学生买衣服，不少孩子都争着叫我“妈妈”、“田姨”，记得最多的时候，我答应了15个学生喊我妈妈。所以我对商学院的这个男生说：“还是叫老师吧，我的孩子太多了，无法尽到责任了。”在水产公司给打工族作完报告后，一个农村青年让我签字，我问他什么文化水平，他告诉我不识字。我很奇怪，又问他：“你不识字为什么还买我的书啊？”他憨厚地说：“我是为了留个纪念。”
当时，我不仅局限在作报告上，还通过全市各学校学生的来信，及时把发现的有极端情绪学生的问题，反应给其所在学校的领导。一位中专生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因为失恋他要轻生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及时与这个学校的领导取得了联系，制止了一次悲剧的发生。我还给很多学生写信，鼓励他们战胜青春期的心理不稳定性，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不知为什么，那时我的精力特别旺盛，白天每天下午四点都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学生，与他们进行情感交流，帮助他们化解由于失恋、和同学处不好关系或者班干部缺少社会工作经验而产生的烦恼，常常聊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家吃饭，大凡这个时间找我聊天的学生，随我回家吃饭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记得现在已经成为北师大副教授的贺长城，在和我聊完天后，激动地对我说：“田老师，我可以和你握握手吗”我说，“可以呀。”走出办公室，我就让他坐在我的自行车后依架上，带着他回家吃饭了。当时贺昌城还小，才一年级，激动的不得了，连说，“老师骑车带我多不好意思啊。”每天要接待学生十几个小时，我的嗓子闹咽炎，有时真的疼得说话都很费劲了，西瓜霜、胖大海、麦冬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口粮”。记得最难受的一次是和学生聊完天后，晚上农学院有场报告，为了不影响效果，我拼命地吃西瓜霜，结果还不错，尽管嗓子很沙哑，但还是以饱满的激情征服了全场学生。报告结束以后，农学院的团委书记对我说，你是继李燕杰、曲啸之后第一个到大学给学生做人生报告的，你的报告要是制成光盘，在全国销售肯定有市场。当时我也知道，我于九一年在我校开办的“太阳树情感交流中心”是开了大学生心理引导工作的先河，这条路不论怎样艰难，我也要走下去，因为学生需要我。那时，我丈夫患重病，我历尽了艰难，支撑我活下来的，就是对学生的爱，就是想以自己夹缝求生存的亲身经历告诉年轻人，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打倒自己。我们必须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
说句心里话，做报告真的很累，我不喜欢坐着讲，每次都是站着，语速很快，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浑身都是汗，走下台的时候，两腿都发软，可是，还要接着签字售书，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虽然累，几乎每天服安眠药入睡，但活得很充实，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渴望激励的目光时，我就感到一个教育工作者肩上的责任。所以，当有人误解我，说我是为了出名才做报告时，我就对身边的同事们说：我把自己血淋淋地解剖在讲台上，还不是为我们的党和国家培养人才。我不求谁给我什么荣誉证书，只要学生爱我，需要我，就是我最好的丰碑。
一个人想标新立异地走出自己的路，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忍辱负重的心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在走我自己的育人道路时，也是力尽了坎坷。起初，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校领导不认可，有一次已经定好到一所高校作报告，硬是让她给搅黄了。当时我心里好委屈，心想，我是在为共产党培养人才，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却不理解我，自己也忍不住偷偷地抹眼泪。可是换位思考一下，心里就不委屈了，人家当领导的是怕我讲出问题来啊，只要自己做得对，就坚持下去，最后用成功说话。所以，那时我到任何单位作报告，都没有介绍信，就凭着自己一颗坦荡而真诚的心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的领导会认可我的。
记得我们党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那一年，塘沽区工商银行系统领导在党校知道了我演讲的事情，很诚恳地邀请我去结合精神文明建设讲讲我的体会。当时，为请假的事情，我可是费了一番脑筋。要是向部门请假，因为当时的部门负责人并没有认可我，绝不会准假，不打招呼吧，又觉得没有组织观念。于是，我想了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向理解支持我的党办主任讲了实情，告诉他们先不要对我部门的领导说，反正我的工作弹性，不说领导也不知道。于是，我就放心的去了。结果，一炮打响，我的身世惹得很多的科级干部们抹眼泪，我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从当时售书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效果，我带去了70本书，根本不够分的，结果他们单位又派车跑了100多里地到我单位取回一包书。事后，他们不仅赠送我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还以党委的名义给我们学校写了感谢信。我收到感谢信，直接交到校党委书记的手里，老书记一看就笑了，说我给单位争了气。后来，我主动与部门领导沟通，终于得到了理解与支持。2000年新生入校时，我一天给新生做了两场报告，据有的学生统计，其中一场报告的掌声达到28次。虽然累得我几天缓不过劲来，可是，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多少年了，我的人生报告终于被党委安排在新生教育的课时表上。
自九一年底的第一场报告开始，十几年了，我先后在天津各大中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作报告百余场，收到学生信件上百封，直到去年在北京平谷创作时，还专程返津给天津保税区的打工族做了场报告，期间，也走进过天津电台直播间。之所以想写出以上文字，除了是为了激励年轻人战胜自我，走出困惑与迷茫，奋发成才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拯救我自己。自去年网恋以来，我觉得自己走了下坡路，心里想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想着自己的爱情，却忽略了与年轻人和朋友的交流，心胸狭窄了，自然装不下感情的磕磕绊绊，这绝不是当年的田放。所以，我要找回当年的大爱，要继续写好太阳林的故事，让我的夕阳余辉，依然照在喜欢我的孩子们身上，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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