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坻医院里的一条人命，拷问司法良知

一封上访信：

 一个人48岁壮年男子感到头晕，便去找医生，而短短的几个小时，竟因为医院的过失死在医院里。死者的家属通过我的一位长辈找到我，我觉得，我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也是老百姓，我爸爸、我爷爷、我太爷爷，都是老百姓，我叔叔、我婶婶；我姑姑、我姑父；我妈妈，我舅舅、我舅妈，我姨，我姨夫，包括我姨夫的儿女们，我们全家的所有亲戚，也都是老百姓，所以，我真的无能为力。也只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下来公之于众。

下面，是死者女儿对此事件的叙述，我仅仅为记录者，仅仅是起到了一个打字机的作用。

《从一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拷问中国司法的良知》

我叫蒙春秀，天津宝坻区人，我的父亲蒙广太于2005年4月7日下午6时，因感到头晕就医，第一就诊医院系宝坻区王卜庄医院，在输液治疗过程中，突然产生过敏反应（只是寒战、高烧），经第一就诊医院给予抗过敏药物后，病情有所好转，但仍有高烧不适反应，于是报120 救护车转至宝坻区人民医院诊治，转院期间我父亲神志清醒、呼吸平稳，能与接诊的医生交谈病情，然而没想到的是，这种状态的父亲，一个鲜活的生命在3个小时后，竟然命丧在这个优秀的三级医院里。

我父亲的死因及过程是这样的：宝坻医院根据我父亲在王卜庄医院的就诊情况判断为输液反应、过敏反应，却没有给予必须的抗过敏治疗，而是错误地将容易导致再次过敏反应的“清开灵”、“美洛宁”药物进行输液治疗（不排除此药物存在过期以及变质问题，而后，这些药物被医院及时销毁），因此，我父亲在输液过程中，出现比在第一就诊医院更加严重的病状，如翻眼、咬牙、口吐白沫等现象，于是医院给予输氧及伸拉上臂的抢救措施，随后我父亲恢复平稳，如果此时医生能够针对父亲出现的输液后病情加重的状况，进一步地检查及分析病情变化，给予正确的治疗，父亲的生命将会很快出现转机，但是，医生却停止了输氧，指令家属陪同父亲前往CT室做颅脑检查。

就在去CT室的途中，父亲有些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我母亲告知了医生，但随同的医生表示，做完CT后再检查，时至10：55分左右，我母亲发现父亲已经尿湿了裤子、脸色发青、口中不断有白沫涌出，呼吸已经十分微弱了！

这时我母亲十分害怕，哭着哀求医生，但医生仍然坚持做完CT再进行检查，直至11：08分完成了脑CT片子。

从前往CT室，途中发现父亲昏迷、“紫绀”（医学用语，指脸发青发紫），到再次出现呼吸微弱困难、到医生执意完成CT检查，前后10几分钟，就是父亲生命中最最宝贵的紧急抢救时机，由于医生的漠视而延误，待到CT片子检查完后，家属将我父亲抬上车时，医生发现我父亲人已经不行了，这才进行了人工心脏施救，然后慌忙送往急救室，然后急救室从发现父亲“室颤（心脏骤停）”，到除颤治疗历时15分钟（23：30—23：45），不符合心脏骤停5分钟内速除颤的抢救规范，最终没有挽留住父亲的生命，终年48岁。

家庭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悲剧，我母亲与我和弟弟三人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曲折的诉诸司法之路。

父亲蒙广太在2005年4月7日死亡，同年6月，母亲与我姐弟作为原告向宝坻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至2007年7月，宝坻区法院下达一审判决，这历时两年多的的诉诸历程及法院判决结果，不但没有使我们从争取公正、公平及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反而从诉讼之初的律师代理开始，到法院审理程序混乱、到医学会鉴定的法律要件缺失违法，再到宝坻区法院一审判决结果的事实不清不白明显不公正，这一过程引发的许多困惑令人难以理解，无法面对，为此——

期盼得到社会及法律界相关专家的解读与帮助。

（一）

我们作为诉讼原告当事人，不懂法律，经人介绍，聘请了“天麓律师事务所”的于世诚为诉讼代理人，于律师收取9000元费用后，只写了一份遗漏诉讼主体的民事诉状（因其爱人是宝坻医院的大夫，所以故意不把宝坻医院列为被告）导致诉讼及医疗鉴定失败，不得已而撤诉，但已造成两万元的损失，请问，律师界为何有这样不道德的律师？我们该怎么办？

（二）

被告宝坻医院发现我父亲死亡，很快将药液及输液器销毁，家属及时提出封存药液时，被答复“已仍掉”，随后医生为掩盖拖延抢救真相，虚构父亲的病情、虚构做CT检查前的抢救措施复查心电图等，医院的错误用药，施救不当，并且销毁证据造成医学鉴定的法定要件缺失，而后延误紧急抢救的时机在后，并且伪造病历掩盖真相，作为医学会的专家明知被告宝坻医院接诊我父亲时的病情平稳，应答自如状态，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因素才导致我父亲的死亡，但医学会在鉴定的结论中，对以上情况不做表述评判，硬是给受害人，我的父亲冠以“严重过敏状态”、“不能确定死亡直接原因”，虽然病例属“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但医院负次要责任。同样，一审法院规避医院的严重过错（销毁药液和证据）把医生伪造的假病历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把程序违法、内容缺失的医学会鉴定结论作为分配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三）

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让原告当事人做“因果关系”鉴定的举证在前，过了举证期限被告医院提出医疗事故鉴定，一审法院如此运作“倒置责任”的举证规则，使原告当事人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法院委托的鉴定结论，法院采信的是对医院有利的结论，而对原告有利的结论却不予采信。

由于医学会对医院的偏袒，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只判决医院承担30%的责任，我父亲一个健壮的48岁的生命因为主动就医，对死亡后果要承担主要责任，只被赔付了4万余元，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全家怎样接受？

我父亲生前精明能干从事木材生意，令全家人生活美满衣食无忧，母亲年轻时因身体做过全身肾上腺切除手术，加上患有脑垂体瘤及糖尿病，早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因父亲生前的细心呵护才能生存至今，曾经给母亲做过手术的天津总医院都说是个奇迹。然而，眼下因家庭遭到的变故如一场灾难，加上诉诸司法的数万元举债，令全家生活陷入困顿，已无力支付母亲看病的药费了，只靠我在外面打工勉强支撑着这个家，如此境况及如此的司法结果令人能不感到悲哀吗？

父亲因医院的不尽责和医德丧失了生命，而我们维权的路上又这样艰难，面对以上诉说的困惑，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愁肠百结，我们不知上诉后的二审结果，我们期盼着社会上有人帮助，期盼着司法领域的良知复苏，从而体会到法律意义上的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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