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地处江南传统富庶之地的无锡因太湖蓝藻泛滥出现了大面积水荒，这与那句“太湖美，美在太湖水”的赞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可以说，是中国环保史上一件有着标本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个占全国GDP总量十分之一以上的最富庶地区，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生态灾害，其警示意义应该说远远超过了近年来其他环境污染事件，因为没有一个案例像这样如此鲜明地体现出丰厚的传统GDP红利与惊人的绿色GDP赤字间的尖锐对峙——这就像有人形容的：开着宝马车喝脏水，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吗？

    这让人想起几则旧闻：一个是去年年底发布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的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在获得“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时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表态：“绿色GDP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此更有过“就算只剩下一个省，我们也要把它算完”略带悲壮的誓言。其实当初作为主推方的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总局等中央部委曾释放过“中组部将与有关部委加强合作并将绿色GDP纳入干部考核”的乐观信息，而上述的无奈表态离“绿色GDP作为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的初次面世还不到3个月。

    另一则消息则可看作是上述消息的“自然”发展：迟至今年4月，尽管2005年的绿色GDP报告已经制作完成，却仍未见如期发布。中国绿色GDP研究课题组有关专家表示，2005年的污染损失比2004年的5118亿元还要高。但有关方面要求环保总局不要公布这部最新的“绿色GDP”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还有“争议”。

    关注者们倒是十分冷静地列举了绿色GDP举步维艰的多种苦衷，或是“绿色GDP的统计调查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备性”，或是“技术方法以及机制和制度上的不健全”等等。给人的感觉，绿色GDP统计难获支持其实是些技术性的原因。但是，仅仅出于技术性的原因，未见得就能演变成如今纵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心照不宣”似的普遍抵制和消极应对之局。然而，当我们那些GDP榜单上的优等生们面对类似太湖这样一片恶臭的人文“美景”时，又作何感想呢？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单就水体环境恶化而言，遭受严重污染最近才“蒙恩”休养的松花江，治污十年也难言康复的淮河，水质仍在恶化的海河、辽河、黄河，体检堪忧不容大意的长江，以及不断污染并消亡的内陆各大湖泊……这些显见的事实和数据看来还不见得能立即产生什么现实的触动。

    在一个已经习惯了长期不算环境帐的GDP考核体系下，在一个偏重短期经济利益的格局下，一个“强”加的环境扣减项对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意味着，环境成本的“漫长”的摊销周期决定了，绿色GDP的盈与亏并不是一个能在一届或几届短暂任期内兑现的选项。如果算环境帐，则在给定利益得失的帐面收支平衡计算上拖得过长，它本身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不利于描绘短促任期内的政绩和经济成绩单。何况环境成本帐本身就是多个任期累积的结果，谁愿意为前任种下的“果”买单呢？如此看来，谁碰上这么一次似乎“偶发”的环境灾难反倒像是“机会不好抽错了签”一样，但是，“水脏了谁也没水吃”，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却是个所有人都躲不过的宿命。

    就在最近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以“高度重视，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为题，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在“狠抓落实”的十项措施中，他尤其提到“切实加强节能减排法制建设”，而且强调“对重点用能单位和污染源要加强经常监督，对恶意排污行为实行重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太湖的水危机其实离这些深刻的要求还不到一个月，它恰恰验证了，正是环境成本扮演的这种恼人的“财富扣减项”角色，才从根本上凸现出忽视环境效应的短视性和非持续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反衬出了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唯GDP马首是瞻”的惯性思维。在GDP中引入绿色实际上意味着对地方政府盲目逐利性的钳制，也体现了一种促使其由过分“经济利益最大化”向“整体公共利益最大化”转变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其实，政府的第一要义并不是创造财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更主要的功能应当是弥补市场机制失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后发国家而言，推动经济发展与保障社会持续发展却是我们的政府不得不两手都得抓的问题，但这也更意味着需要我们拿出足够的智慧来适时地把握经济增长与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已经到了政府需逐步脱离经济发展主动推动者角色，向社会经济总体利益保障者角色转变的时候了。政府再也不能只考虑局部经济增长的“内部性”问题了，而应当将社会指标总体平衡、可持续发展等“外部性”问题都考虑进来。这正是绿色GDP制度化、法定化的积极意义所在。

作者：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