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不能均衡“绿金”一系列环节中的风险，替代“黑金”的胜利很可能会被其他副作用抵消

　　2002年,美国在其《生物质技术路线图》中将发展生物质能源形容为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暗示了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一项意义深远的挑战，需要大胆的想象力；在多个科技前沿领域同时取得进展，在基础设施和市场开发上大量投资，并提供政策和教育上的大力支持。

　　也许，这也同样适合描述中国政府的“绿金”梦想。

　　推广粮食为原料的乙醇汽油曾经过详细论证，当时集中了国务院8大部委的力量，中石油、中石化负责技术攻关与调配，试点区域都要由省领导挂帅成立乙醇汽油推广小组。原国家经贸委拨了三种车型的12辆新车在北京东郊交通部的试车场做对比试验，吉林肇东华润酒精厂提供酒精，燕山石化提供汽油，每跑1万公里就拆检看发动机有什么问题，完整的技术报告出来，再参考美国的情况制定燃料乙醇的国标。

　　但在从粮食到非粮的过渡期，政策扶持已略落后于企业发展。迄今为止，关于非粮作物燃料乙醇补贴方式还没有公布，尽管各部委对发展生物液体燃料均热情饱满，涉及到产业细则意见仍有分歧，例如科技部主张2万吨产量规模可以做一个生产单元，财政部认为需要3万吨，发改委能源局认为5万吨可以，发改委工业司认为需要10万吨。石化能源和大部分可再生能源都由发改委能源局负责，燃料乙醇因为属于酒精，划归发改委工业司负责。《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之所以迟迟没有公布，据参与制定的专家透露就是因为发改委内部在一些数字上存在争议。

　　2007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以能源作物为主要原料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生物质液体燃料将达到替代石油1000万吨的能力。“美国和欧洲的目标都很清晰，中国宏观规划是有的，专项计划都在部委这一层，”石元春院士说，他担心这样会增加原料转型过程中的决策成本。

　　目前各部委相对一致的观点是愿意扶持国有大企业，尽管相关文件中并没有排斥民营企业，但在讨论燃料乙醇“十一五”专项规划时确实对民营企业有些担心，“能源供给必须保证稳定，封闭试点一旦推广乙醇汽油，就很难走回头路使用普通汽油，我们评估业主的时候就考虑民营企业无利不起早，如果一看不赚钱就停产了怎么办？”乔映宾说，“所以还是希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来承担这块儿。”广西定了初步发展20万吨燃料乙醇的项目之后，有24个企业投标，乔也参加了审核工作，有的民营企业一查账，账上只有2000元钱。

　　石元春有一个2020年中国建设年产1亿吨的“生物质油田”的构想，由生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构成，按照他的计算，可替代石油559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亿吨。他没有忘记给这幅画卷添上关键的一笔：该“油田”能增加1045万个农业就业岗位，新增农民年收入446.2亿元。

　　贫瘠的土地能成为“绿色油田”不仅是国家和企业的梦想，更是乡镇干部与农民的共同梦想，但他们最喜欢“基层政府零风险，农民农村零风险”的合作方式，农民并非无关紧要的土地提供者，如何保证他们深度参与并分享其中的利益，也是政府层面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