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环保的官员何时被问责？

　　冯永锋

　　中国正在猛刮问责风暴，连续好多天，中国多位官员被停职、免职，或者引咎辞职。因为奶粉，因为煤炭，因为娱乐场所，因为铁矿的尾矿库，原因多多，下场却很相似：只要对群众的生命安危造成了潜威胁却坐视不管的人，都会在事故发生后受到责任追究。

　　我国政府如此看重群众的生命利益，确实让人欢欣鼓舞。可能是因为我过度关注环保，过度想替自然界呐喊的缘故，我突然发现，夹杂在这几次事件中同时爆发的环保事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对管环保的官员进行责任追究。上海某农药厂泄露300吨除草剂事件是如此，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故，也是如此。上海农药厂泄露后，瞒报了18个小时以上，阳宗海事故发生后，当地的环保局官员要么不知情，要么一句话也不敢说。

　　有人说，安全生产问题与环保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2005年底“吉化爆炸污染松花江事件”，被问责的是环保总局的官员，可它首先是个安全生产问题；2008年9月中旬的上海农药厂泄露，虽然报道的予头多指向环保局，但其实也可以视为安全生产问题。既然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被如此严肃地对待，有的则被轻描淡写，蒙混过关了呢？

　　当然有人就说了，有些事件是死了人的，深圳的娱乐场所，死了几十人，河南登封的煤矿，也死了几十人，而阳宗海的污染，虽然造成了当地群众饮水的困难，但没有死人；上海农药厂的泄露，虽然让很多人住进了医院，更多的人就着难闻的臭气入眠，但没有死人。

　　可如果我们细细调查的下，冤死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至少很多无辜的生物是死掉了，草也好，土壤也好，河湖也好，在空气中飞舞的昆虫也好。阳宗海的砷污染，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环境教授侯明明的说法，至少在三年内没法消除，在这期间，人是可以去饮用其他地方的水，但生活在阳宗海里的那么多生命，到哪里去寻找“替代水源”和“替代食物”、“安居房”？而上海农药厂泄露之后，生活在核心区的那些昆虫、青草，又怎么可能逃脱被毒杀的厄运？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仅体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体系里的人是否得到足够的尊重，其生命权益是否得到足够的维护，更重要的是，与人类生活在一起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各种生命，包括土壤、水、阳光、空气、河流、岩石、山脉等“非生命”，其权益是否也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维护。一个只关注人类的社会是可耻的社会，一个只注重人类自体“慈善”的社会也是有待改良的社会。只有当人类跳脱出人类自私的圈套，对自然公益也表示出足够宽广的胸怀时，社会文明才算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社会生态的塌方和心灵的泥石流就会少很多。

　　所谓的环境保护，本来讨论的就是自然生态的保护。因此，考核它的办法就不该局限于是不是死了人，有没有对群众的生活造成困难，对生命权益造成危害，还要扩展到更宽广的天地：要看一个事件是不是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危害，这危害包括污染物过度排放，比如污水处理厂把高浓度的污水偷排到河道中；也包括对自然界的严重创伤，比如砍掉一片天然林。

　　所谓的“问责”，我想不一定非要官员辞职，只是要让官员担当起这些事件的固有责任。所有的人从幼儿园起，就知道惩罚是分级别的，留校察看与开除学籍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就完全不同。同样，我们政府在对官员进行责任考核时，也是分多种类型的，“就地免职”与“引咎辞职”显然就是对一个官员进行多重评估之后所设计的两种技巧。

　　当前对许多官员的问责方法中，有一个策略是最受群众欢迎的，那就是及时的社会公示。显然，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后的重大成果展示，也是政府处理灾难能力的最好证明，因为信息公开是对公众最好的回应和交待。这时候，不仅仅涉及到的是问责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公正和政府透明度问题。

　　既然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在矿产生产方面，在休闲娱乐方面，都能够对管理不善的官员进行公开问责，为什么在事故更加频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就一直迟迟不肯正视和严办呢？难道我们还像许多人所猜疑的那样：我们仍旧在虚情假意地做环保？

　　有人说，不对啊，从2005年底的松花江事件导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下台开始，中国对管环保的官员和环保系统的官员的问责就算入戏了啊，怎么还能说中国缺乏对管环保的官员的问责决心和制度呢？我想，大家可以仔细收集一下2005年至今因为环境事件而被问责的官员的数量，再拿它与2005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环境伤害事件进行对比，答案很快就清楚了：这中间的悬殊太大，分母如此之大而分子如此之小，毫不犹豫地证明了我的推理：我们对环境保护仍旧停留在口号上。

　　要知道，中国当前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主要是由环境伤害事件引起的，而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灾难，就是持续的环境伤害引发、催发、积发的灾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直接制造灾难的环境施害者仍旧可以在惩罚圈外逍遥，表面上间接实质上更直接制造环境灾难的“主管环保的官员”仍旧可以依靠粉饰现场、虚报数字、瞒报灾情、掩盖真相来蒙混过关，那就太让公众失望了，太让自然界灰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