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8日，晚上6时37分，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内，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将一名正在上课的老师砍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则消息震动教育界、文化界、知识界，因为这是古今中外很少见的校园血案。欧美（特别是美国）虽然也有校园暴力，但多是使用枪支犯罪。用枪和用刀杀人对犯罪主体来说是有根本不同的。用枪远距离杀人，仿佛在电脑上玩电子游戏，手指一动，就完成这个过程，虽然也会引发心理变异，但不会构成巨大冲击；而面对面地持刀杀人，则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许多障碍，能够跨出这一步的人，其人性必有许多改变。一个青年学生轻易对老师下此毒手，他的暴戾之气是哪里来的？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极端的手段犯罪？为什么对教过他的老师有这么多的仇恨？这些都是值得反思和研究的。

　　教育在我国源远流长，自古对教育特别重视，有人甚至认为我国传统上实际有个“教育教”，古人对老师这个职业是怀有某种宗教情感的。孔子开创中国传统教育的先河，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对师生关系做了许多描述和规范，而且孔子一生执教，受到学生和社会的爱戴和尊敬，被称为“万世师表”。古人懂得社会要进步，人类要文明，必须要有知识的传承，而负担着传承知识使命的就是教师，因此教师地位提升，遂成为社会中最被尊重的五个对象之一，也就是过去家家都供奉的牌位上面大书特书的“天地君亲师”。民间还把师徒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有“师徒如父子”之说。这些虽然不免有宗法社会的遗臭，但确实反映了老师在广大民众中曾经享有过受到广泛尊重的地位。

　　这种关系在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后有所改变。特别是新式学校开办的一百年中恰恰也是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特别激烈的一百年，不同的政治集团运用不同的方式渗入教育、渗入学校、渗入师生关系之间，于是师生关系变得复杂起来，逃杨入墨，党同伐异，使得老师处在特别尴尬的地位。然而，许多老师还是能够本着教育独立、关爱学生的原则，在政治风暴中有所承担，书写了师生关系的华彩篇章。例如12·9运动之后，清华园曾发生了“2·26大逮捕”事件，三千名军警明火执仗、荷枪实弹，深夜闯入校园，逮捕进步学生，教授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如冯友兰、叶公超、陈岱孙、张奚若、叶企孙等都在梅贻琦校长的领导下积极帮助学生逃脱。共产党员学生姚依林在冯友兰教授家居住数天，以躲避抓捕。像蒋南翔、方左英等左派学生也得到梅校长的庇护。可能这些老师不一定同意左派学生的政治观念，但这不妨碍他们对学生要尽老师的保护职责。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掌北大校政时也有这种保护学生的作为。这种责任观念正是传统的师道的反映。

　　1949年以来，把“阶级斗争”观念引入校园，师生关系日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描述经济现象的，这是合理的；当它用来处理思想观念的差异，特别是把这种差异与固定的人挂起钩来的时候便出现了谬误。50年代青年学生觉得自己政治进步，则不断批评或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授”，与他们“划清界限”。在反右斗争和“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中，对不同学术观点的批判更是刺伤了许多老教授的心。从此老师与学生关系日渐其远。

　　中小学，1957年以前师生关系还算正常，记得我上初中时，老师虽然也罚学生，甚至罚站，可是当你看到作文本上老师批改的红字比你写的黑字还多的时候，学生总有一份感激在。此时师生之间没有什么很深的芥蒂，可是1957年后，在中小学内关注“阶级斗争”后，师生感情也受到冲击。那时升学考试特别注重所谓“操行”，也就是政治思想的鉴定。这是由学校和老师来写的，它对学生的升学和前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高中毕业生如果操行评定是“中”（分“优、良、中、差、劣”五等，“差”属于被开除学籍的，“劣”则是被“少管”或“劳教”）的话就不用打算升学了。例如196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20万人，那年大专招生23万，许多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如留校或家庭困难的）都有大学上。可是像遇罗克那样成绩优秀的学生却没有学上，就因为他的操行是“中”。这在师生之间造成了隔阂（直到现在遇罗克的母校也不愿意在学生中谈论遇罗克，仿佛他不是这个学校毕业生），甚至积怨。

　　“文革”当中，教育领域的极“左”路线达到了极点，大中小学成为重灾区，师生关系变态达到极点，发生了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罕闻的暴行。有成就的教师大部分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摧残和凌辱。在后来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荒谬运动中，老师成了学生的改造对象，还有什么师道尊严可言！

　　“文革”之后，教育领域的反思不够，特别是对师生长期的畸形关系缺少分析，笼统地说一声“四人帮”挑动学生整老师是不够的，何况老师被整之时还没有“四人帮”。后来提出了“尊师重教”，设立教师节，其本意在于提高教师的地位，然而，学校的主体由六七十年代的学生渐渐转换为教师，虽然那时让学生整治老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学校工作确实是应以学生为中心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风习很快蔓延到学校，大家都处于竞争之中，师生之间又多了一层利害关系。特别是近十年，老师手中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些资源成为驱使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工具，学生称老师为“老板”，把自己等同于雇员，有的老师还坦然以老板自居。有些老师为了个人利益或私心驱使学生，因此在考试、评定成绩、推荐、做项目等许多与学生利益或命运相关而老师又有决定权的事情中，师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并成为高校校园中常有的话题。这些既伤害老师，也伤害了学生。

　　这篇小文不是妄测政法大学袭杀教师的责任问题（这是应由警方处理的），而是感慨教育领域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历史教训，可为什么我们就不认真总结呢？历史负面资产也是资产，它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决不能做的。

　　我认为近百年教育史的经验教训中最应该吸取的一条，就是把教育单纯化为教育，不要掺入非教育因素。师生关系也是如此，过去把师生关系阶级斗争化和当今师生关系利益化甚至市场化，这样怎能促成师生的和谐呢？学校工作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老师的责任就是韩愈《师说》中所说“传道、授业、解惑”，老师不是老板，更非警察。老师是知识的承载者、是知识接力中的前一棒，学生是老师知识的传承者和扩大者。老师对学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爱护学生出发的，这是知识传承的有效路径，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希望这次不幸的暴力事件能够激起教育界、知识界的反思，让师生关系正常起来。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