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环保 我们供职NGO
王小波曾经在《黄金时代》中，回顾他的少年生活，那时他和他的知青同学们一心想拯救人类。而岁月的蹉跎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幼稚：一个人的力量小得可怜，怎么可能拯救全人类呢？如果那时候有NGO，或许青年们的激情就不会那么快遭遇到迷茫吧。
NGO是英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有时候也被称为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一个强调与政府体系所不同的特性，一个强调非盈利的特性。很多NGO的责任就在于拯救地球与人类，环保NGO的数量庞大，仅中国目前就有两千余个。国际上有著名的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有地球村，这些NGO的正常运转往往要依赖各种基金会和商业机构的资助。NGO的成员们旨在用非暴力的手段，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但是一些活动会带给组织成员们相当大的体力与脑力消耗，有些活动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幼稚的或者激进的，而他们存在的意义远远高于现在提倡绿色生活的绿领和乐活一族，值得尊重。
我是“绿和”人
1971年，一个为实现“绿色与和平的未来”为愿望的行动小队，以“现场见证”美国的地下核试验为任务，驾驶小渔船从温哥华向安奇卡岛出发了。他们就是绿色和平组织（以下简称“绿和”）的创始者们。
工作者：最好的还没有来
从做志愿者到工作人员，绿和北京分部的施鹏深有感触。
2000年4月，美国孟山都公司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源自中国上海附近的一种野生大豆品种的国际专利，“如此一来，中国野生大豆资源便成为美国人的专利。”最早发现孟山都对中国野生大豆申请国际专利的，是绿和的一位德国成员。此时，国际上对动植物品种方面的生命专利权讨论已非常热烈。中国香港方面了解此事后，便派他和林燕梅一起展开研究。经过全体绿和人的努力，迫于压力，该公司放弃了在中国申请专利。此时，作为志愿者的施鹏翔深切感受到“生命海盗”的霸气与作为绿和人的自豪。
当然，在工作中也会遭遇不公，“我们带着一位购买了转基因食品的朱女士，在去该公司总部瑞士索赔的时候，便遭遇对方的强横。”保安人员不仅要求朱女士及律师出示护照并检验身份，且不允许其他随行人员入内，“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只得在门外等候，期间，公司保安时刻跟着我们。”
通过绿和的努力，很多破坏环境、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行为已经得到关注和改善。他相信“最好的还没有来临，因为我们会不断地做得更好！”
志愿者：飞翔的梦想
随着绿色和平组织影响力在世界各地的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也在逐渐增加。刘芳便是其中之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志愿者之旅，更是使她受益匪浅。
2006年3月底，作为绿和在中国的志愿者，她和来自香港的陈晓芸与当地的NGO及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雨林的保护工作。志愿者的集体宿舍只是一个大木棚，蚊帐是各自的“房间”，男女混住，“起初还出于羞涩，跑到厕所换衣服，后来也就只说‘请转头’了。”
考验人的日子还在后面。志愿者身上经常成为“痒虫乐园”，“我在刚到的几天，身上出现大片红疹，痒得几乎通宵睡不着，眼睁睁地凝视黑暗。”有的队员情况更严重，据刘芳讲，志愿者王冕起初的症状和她的差不多，但之后却因持续恶化而被送到医院，经治疗，过敏停止了，却开始腹泻和呕吐，最终不得不遗憾地回国。
在这里，带去的洗发水根本用不上，连肥皂也极少用到。马特（绿和的负责人）告诉志愿者，“我们不能连污染也一起带来。”正在平台上用洗衣粉泡一大盆脏衣服的刘芳，立马羞惭无地，“以后洗衣服就直接在湖水里搓几把完事，”这大概就是“清洗灵魂胜过整洁外表”吧。
在进驻原始森林的这段日子，与外界联络需要卫星电话，费用昂贵，除了必要的工作，大家基本不用。说来也怪，“我从未思念过任何一个朋友或家人，毫无理由地感到快乐，而这快乐如此强烈前所未有，要不是身上热疹开始大片蔓延，几乎是神仙的日子。”
当然，工作中的危险也是会遇到的。“一次在收工回去时，我掉队了。不到五分钟，放眼望去，只有树，没有人。那会儿天快黑了，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我大声地呼喊着‘有人吗’，恰巧一个部落的男孩返来。看着很近，跑去时，却被各种东西挂住或绊倒，最终我跟着人家回去了，发誓以后绝不掉队。”
这次志愿者之旅，是平生所经历的最艰难的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以行走、流汗和沉默触摸生命的方式，比起坐在有空调的房子里，我更愿过这样的人生。即使被Mongy（一种小虫子，潜伏在大腿根和腋下等私处）咬了一屁股包奇痒难忍又不能当众挠之，即使身上跌倒磕伤的淤青越来越多，却仍是乐在其中。”
也许这样即是接近幸福吧，理想在那里，尽力走过去。“当我在丛林里听见天堂鸟叫声的一瞬间，忽然热泪盈眶，我走了这么远的辛苦路来寻找的，终究得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