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意大利的日子不多，但是我已经开始为我的归期倒数了。昨天回小岛的时候，我一个人喃喃唱着“威尼斯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刚朵拉”。不知道是我难听的歌声感动了周围的朋友，还是意大利根本就有不少罗大佑的歌迷，总之不少笑脸和竖起的拇指向我回应。

　　管他呢，我已经基本习惯了在陌生的语言环境调整自己的状态，抚慰心灵上的那份孤独的疏离。这样的日子一定要让自己快乐起来，你可以用山东口音和纯正西西里口音的意大利老奶奶面带笑容地促膝谈心，任由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只要对话的双方面带笑容、谈笑风生，而谈话的内容和是否能让对方听懂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里纯朴热情的民风居然让你感受到别样的温暖。昨天上午当我踏上一辆巴士询问电影宫的到达方式时，一位老奶奶不懂英文却拉来对面的漂亮姐姐。最后的结果是，那位高中英语恐怕也不及格的小姐姐带着同样蹩脚英语的我亲自来到了我要找的目的地。当我目送她回去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车站继续等候下一班巴士——为了送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国友人，这位姑娘居然提前下车带我到达要去的地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想她上学的时候一定是思想品德课的课代表，我要是老师，也一定给这样的同学本子上多扣几枚“小红花”。

　　还有一个可以让你更加快乐的办法，那就是抛开那些讨厌的上海女人和四川男人，乘船后徒步抵达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聆听广场上空不断回响着已经回响了200多年、从容优雅的音乐，坐在广场两旁的露天餐椅上悠然地喝着咖啡享受阳光和音乐。而这几个咖啡馆曾经招待过拜伦、狄更斯这样的文坛巨匠，这种触手可及的文化传承怎么不让我这种假意文艺青年憧憬而惊喜呢。不过这样的代价同样很大，因为圣马可广场上的Cafe Florian咖啡座消费是最贵的，一杯可乐和橙汁相当于要200多元人民币，好在当地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

　　人在意大利，心里却一直放不下天津的事情，而9月15日“天津疯味”13俱乐部一周年的演出、群英会策划还有我博客上曾经的那些激烈对峙和火爆争吵都让我揪心。无意中在自己的留言中看到了四美的文字，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位远在海外的愤青是真心喜欢摇滚乐的，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误解，我只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我如此敌对？现在，事情都过去了，我也看到了四美的道歉，我也向这位在澳洲的热血青年致敬。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摇滚乐做点事情，无论是浮夸的，还是扎实的，不管是粉饰太平还是脚踏实地，对于中国摇滚乐，做就是最实际的付出。

　　有人质疑我对摇滚乐付出的动机，我心里好笑，我要是真有动机，就一定不在漫骂中巍然不动了。有人质疑我办事“走机”（很遗憾，我的文化修养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流言传来传去，谁也说不出翟翊办过哪一件所谓“走机”的事情，更没有人当面质疑过我的“走机”。可就是我这个“走机”的人带着王宝签约，帮助一支支天津乐队走出地下，而且不曾索取一丝一分的回报。有人说我演出不给乐队钱，去问问那些和我商演的乐队，哪个没有拿过钞票，问问王宝就好了，正午阳光的几场有限的商演哪个不是我忽悠联系的。至于“群英会”和“天津疯味”的有些场次，我承认没给乐队钱，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演出，翟翊陪了那么多钱，难道还要继续给乐队埋单吗？如果需要，我支付，可是我不相信哪支乐队会站出来要钱。我带着大家去星光、去南方巡演，难道花了大把钞票不是钱吗？难道还要给乐队劳务费吗？那些阴险恶毒的孙子们，他们有良心吗？他们敢如张四美这般站出来吗？他们敢直面我吗？男人就要顶天立地，男人之间可以有分歧，甚至我觉得可以争执，甚至可以大打出手，但是男人之间容不得蝇营狗苟！

　　不用我解释了，更不用我掏心窝子了，那些人不敢不敢，他们不敢！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男人！他们不敢和我单挑，因为他们胆怯，因为他们懦弱，因为他们妒忌、无知，所以只会女人一样唧唧歪歪。

　　有一天，我撒手不管，我想世界恐怕真的平静了。

　　大家争执的时候，我不想解释，因为我无愧，今天只是看到了四美的言辞，突然有了想一吐为快的冲动。同时，我也不想怀疑任何一位兄弟，世态炎凉、冷暖自知、坦然于胸、无愧天地，只要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能为了摇滚乐站在一起，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怕。

　　让我们把近来的事情暂时停止吧，时间能够证明我对理想的执著，时间同样也能验证我对理想的纯洁和不功利。说心里话，对天津摇滚乐，我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品格，但是让这些事情和烦恼搅的我半死不活、寝食难安真的一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