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翊，你为摇滚乐做了这些，是因为你喜欢摇滚乐，还是因为你喜欢那些搞摇滚乐的人？”这个周末，几位北京朋友到访彻底打乱了我的工作计划，夜深了，我们依然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荷兰人和俄罗斯老大哥奉献的精彩对攻。这时候，一位年轻的媒体同行一边翻看杂志上“群英会”的图文报道，一遍这样问我。

　　“为了……”不知为什么，原本可以出口成章的话题竟然让我一时语塞。我想，我是为了这座城市，我喃喃自语。这是一个看似很大，很空的话题，我的回答也注定留下口实。这座城市没有摇滚演出可以，没有摇滚报道也可以，没有摇滚出版物也可以……但是如果有，我想一定会很完美，所以我力所能及地促成这份完美。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流程，需要参与者和应和者，同样也需要组织者和策划者。我很想回到十多年前的时候，作为观众静静地或者疯狂地欣赏一场演出……没有太多的顾虑和牵挂，在喜欢的音乐人自得其乐，那感觉真的非常美好。

　　天气闷热，热得让人有自虐的冲动，好在消暑的方法很多，冲凉身体，打开空调，喝下啤酒，让自己在音乐之外的世界中自得其乐……我不想诉说我的郁闷，因为郁闷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无论多么相识的解释和阐述，都有狡辩的意味。有朋友安慰我，“解释是一种很幼稚而且貌似没理搅三分的行为，理解的自会理解，不理解的解释又有什么用？继续自己的路，让自己快乐些好了。”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也谢谢孙满、老何、乐乐、雯雯等从没有留言的朋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接连收到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发来的短信，我多半回复就是“谢谢”二字。很简单的22划，但是包含了我的无限感情。因为我的良心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所以问心无愧。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按照我对地下音乐的投入，用经济学的眼光，在遥远的将来极有可能得到经济回报。遗憾的是，我对天津音乐，完全没有投资的理念，虽然这种理念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依然有人指责我，利用乐队赚钱，如果天津的音乐人都有了经纪价值，我倒是很想找一个人来替换我的身份。还有人对不久前义演的收入和我在广元捐款的数额质疑，事关大家的奉献。我澄清一下，现场的可售门票只有178张，T恤的收入还不够印刷的成本，专辑EP《我们》卖了70来张，酒水收入和大家的此前捐款和我刘立新达成了共识，捐了了天津红会。我捐给广元红会的只是门票收入，不够的部分我凑足了一万元……不想发一个如果说谎天打雷轰的誓言，那是孩子们的口头禅，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了。其实，这些声明都是徒劳的，依然有人不理解，依然还会有人胡说八道。我不相信世界上的人良心都坏了，我唯一能够应对的，就是一副已经锤炼得百毒不侵的身板，还有坚持做事的态度。

　　我也和朋友说起这些近来的事情，征求他人的理性观点，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我想在一件事情上我是真的错了——虽然“音乐人”的视角是报社领导对我写那篇稿子的前提要求，但是我应该和车队的驾驶员事前打个招呼。这确实是我的失误，虽然我此前认为驾驶员会“惊喜”，但是这是我真的没有做好的地方。我写报道本是好意，虽然大家不了解新闻出版流程，但是我真的应该事前招呼一声。但是即使我没有招呼，我也没有想到找来如此的恶毒攻击。既然有人喜欢这样，我情愿继续用我的沉默成全。

　　如果有些只针对我个人的朋友，还想在人性攻击的个人愿望下继续玩下去，我也只有祝大家越玩越开心了。遗憾的是，你们并不勇敢，也永远躲在不见光的暗处，你们不是男人，原本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大家一起玩。

　　下午三点，天气依然闷热，但是房间依然清爽怡人，打开凉啤酒让冰冷的液体对话着幸福的胃粘膜，整个人舒坦畅快，即使窗外的知了依然不要命的聒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