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京都议定书》最大受益者
去年，在联合国根据议定书认证的碳排放额度(carbon credit)项目当中，有73%位于中国。
在其余国家中，巴西与印度的份额最大，分别获得6%，而只有5%的项目位于非洲。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富国可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帮助自己达到减少碳排放的指标。这些项目包括风力发电机、从下水道获取甲烷、以及用于过滤工厂烟囱内有害工业气体的技术。
中国获益最丰的领域是工业气体减排项目，尤其是制冷剂副产品氢氟烃(HFC）。全球多数产生氢氟烃的工厂都在中国。
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有许多业务来自新兴经济体，该行排放业务负责人杰夫·辛克莱(GeoffSinclair)称：“很遗憾非洲没有怎么获益。”他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现行体系鼓励大量投资于消除氢氟烃排放。安装消除这种气体的设备，成本相对较低，却能产生大量碳排放额度，因为这种气体对气候的有害程度是二氧化碳的1.1万倍。
针对氢氟烃排放的新项目数量正在减少，因为可供安装清洁设备的工厂已所剩无几。
目前，多数减排项目聚焦于能源效率及转向更清洁能源。但这些努力也会使那些工业基础较大的国家受益，因此碳排放资金在非洲大幅上升的前景仍然不佳。>>详细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15日宣布,联合国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下的第1000个清洁能源项目。这个将在印度安得拉邦实施的节能项目有望减排大约3.4万吨二氧化碳。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定,富裕国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项目购买碳信用,抵消自身的污染排放,以完成《京都议定书》约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据路透社消息,这1000个在册项目分散在49个国家,预计每年可帮助减少2亿多吨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是在中国和印度实施。
"清洁发展机制已经跨越了又一个里程碑,是时候审视我们的成功,加倍努力改进并扩展这一机制了。"清洁发展机制执行董事会主席拉贾什·库玛·塞西(Rajesh Kumar. Sethi)说。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项目分布于49个国家,数量已经逾千,清洁发展机制展示出了它的潜能,从一个‘婴儿’逐渐长成为‘少年’。"塞西补充说,"很显然,在尊重确保环境完整的必要性、尽可能使机制变得简单的前提下,这一机制还将有更大的潜能有待发挥。">>详细
全球碳交易日趋升温
全球碳交易日趋升温
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于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2008年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截至2012年第一个5年约定期的开局之年。
从今年起，联合国将依次发行以CER（核证减排量）为首的5种碳信用额。由此，全球主要市场对碳交易的关注正日益升级。
有国外媒体称，中国成为《京都议定书》最大受益者。去年，在联合国根据议定书认证的碳排放额度项目当中，有73%位于中国。>>详细
二氧化碳排放量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商品？
根据工业发展水平和模式，要达到这个排放要求，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各异。北欧国家向来重视环保，减排压力不大，而加拿大如果仅仅靠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排放量，几乎不可能在2012年达到这个减排要求。正是这个减排能力和成本的不均等造成交易的产生：加拿大可以向北欧国家购买碳排放额度，用于抵消本国的碳排放量。碳信用于是就产生了。
二氧化碳的交易价格也像交易所里的股票一样，经常出现较大波动。06年4月中旬，欧洲气候交易所创下了每吨30欧元的纪录，但在5月中旬又跌破了10欧元，2007年的期货价格则已降到了4欧元。据统计，2006年的前三个季度，在CDM中，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平均交易价格是10.4美元。 >>详细
中国议价能力待提升
业内人士强调，我国正处于CDM项目开发初始阶段，商务谈判存在不足之处，表现之一就是议价能力较低，往往是买方出价，中方就接受了。事实上，碳市交易价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CDM产出的CERs(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买卖并非仅仅是喊价、叫卖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在这方面，专业中间机构存在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议价”。我国应鼓励本土投行和商业银行进入碳交易市场，增强本土议价能力。>>详细
排放权也是资源，需慎重对待
尽管出售排放额度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少收益，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所长周大地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市场规模，这些外来投资能起到的影响很小。而且，外资的进入很可能压低国际市场上的碳交易价格，将现在每吨二氧化碳一二十美元的价格压到一两美元。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也非常赞同这种看法。他说，这种减排权的交易实际上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一直想给中国限定排放额度而未果，它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中国在继续发展，有朝一日中国面临减排限额时，我们的额度很可能会不够用。就像石油一样，中国将会变成额度购买国。“因此，我们需要把排放权看成是一种资源，不能盲目夸大CDM项目中碳交易的好处。目前我们能做的还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控排和减排，从根本上改进全球大气的质量。”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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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
《京都议定书》在减排途径上提出了三种灵活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约（JI）和排放贸易（ET）。
（1）清洁发展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效果的项目，获得一部分减排指标，用于完成其在议定书下承诺义务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受益于这种项目。议定书还规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必须是经缔约方批准，自愿参加，必须产生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实际的、可测量的和长期的效益，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是对于在没有这类项目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任何减少排放而言是额外的。
（2）联合履约
联合履约与清洁发展机制相似，主要区别在于项目只能是在附件一国家之间进行。发展中国家主张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则应该适用于联合履约，而发达国家一致反对，主张采用较为宽松的规则。
（3）排放贸易
目的是协助附件B国家履行其减排义务。任何此种贸易都应是本国行动的补充。议定书要求公约缔约方会议应就排放贸易，特别是其核查、报告和责任确定相关的原则、方式、规则和指南。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各缔约方在排放贸易的"补充性"、"责任"和"分配数量定义与互换性"等方面进行了磋商，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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